这是四川作家何大草在收到我长篇新著《当着落叶纷飞》后写下的文章标题。这篇带着善意的很有文学共通性的阅读随笔，连同作家的设问，一直萦绕在我脑际。——这个设问既是对小说主人公留守女孩沙莎的，沙莎因父母外出打工，与年迈的祖父相依为命，她“就像是一棵顽强的植物，虽然匍匐在地面上，但仍然努力吸收着贫瘠土壤里的养分”（封面勒口语），何大草的设问即出于此。但这个设问，我更看成是对当下写作的一个探求。这也是我写《当着落叶纷飞》时，想要寻找的答案。
关于留守儿童，近几年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。在我写短篇小说《谁能把春天留住》的2006年，我还不曾看到留守儿童题材的长篇小说。两年后的2008年2月26日，从事儿童文学写作和研究的李东华在《中国图书商报》上撰文：《谁来做2000万留守儿童的文学代言人》。文章大意是，当下农村留守儿童作为一个新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，它的出现也为文学提供了新的素材、新的人物形象、新的心灵图景。而这样一个新群体的出现，文学、尤其是儿童文学还没有给予充分的关照，还是一个“被文学遗忘的角落”。时间又过了一年余，以我视线所及，已看到多部这一题材的长篇儿童小说。——可见，当一个社会问题被各界投以关注的时候，文学从来、也不会缺席。
那么具体到每一个写作者，你如何在关照现实的同时，艺术化地处理这样一个题材？留守儿童在当下面临的问题：城乡巨大的落差，父母不在身边的孤独、无助、缺乏管束、自暴自弃、是非难辨……乃至一时冲动走上犯罪道路，种种因之而起的心理失衡、学习成绩下降、人格发展不健全、道德水准滑坡等等生存堪忧的现状是事实。但以虚构故事为能事的小说，如果和现实贴得太近，更多是一个再现的话，那还要小说做什么？小说需要沉淀，时间的沉淀、作家思想的沉淀。这些自然是常识。
所以我写《当着落叶纷飞》，尽管本意并非是要写一个“农民工子女”的故事——这个长篇是短篇《谁能把春天留住》的深入和延伸，但是当14岁女孩沙莎，这个头发短得像刺猬、喜欢刀子，因为一把刀子而被关进少管所的留守小孩，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我的视野。每天每天，她像真人一样站在我面前，亲切地唤我“姐姐”。我无法把她丢在一边，我也无法不去关心她的那些“朋友”。所以，写着写着，我的世界里全是乡村、工地、管教所……换句话说，在我决定将笔触深入到留守儿童的生活与内心，展现他们的心灵世界时，我其实已经预知，我笔下的文字不会轻松。用先期刊登这个小说的《读友》编辑部给出的意见说：“小说作者具有一种面对现实生活残缺的勇气，她写了因为农民外出打工而变得荒芜的乡村和荒芜的孩子的心灵，她写了漂泊在城市中的无数打工者艰难的生活和疲惫的脚步……主题因此而略显沉重。”
没错，写乡村、写留守儿童，如果说至少有两种写法，一种是田园化，也即“诗意的栖居”，那么我没法将现实荒芜的乡村写成“田家乐”；还有一种是苦难化，用何大草的话讲，是“孜孜于揭露和控诉，文字有如干涸的河床，既是袒露的，也是直露的、粗糙的，和报上社会版的‘特稿’差不多”，那么肯定也不是我要写的小说。我希望在貌似写实的故事里，有一些灵魂撞击的声音，一些成长路上的光与影、希望和绝望、欢乐与哀伤、信赖和孤独……打个比方，如果这个故事的舞台背景是暗沉的，那么我希望出场的人物，他们的内心世界不失诗意和亮色。
我尝试两条线索贯穿：一条是留守女孩沙莎的心理成长，她因为一把刀子进了少管所，无时不在盼望打工父母的回来。她利用了管教的信任，在回家探望爷爷的途中，与另一个留守男孩出走流浪……；另一条线索是记者身份的“我”，巧遇沙莎父亲——工地木匠。不认字的木匠找“我”读信，于是“我”成了沙莎的“大笔友志愿者”。两条线索交错进行，各章以不同身份人物自述，沙莎、阿三、潘记者、周干警……不同的视角勾勒出了沙莎不同的侧面，也让读者从多种角度了解以“沙莎”为代表的一类人、与“沙莎”有关的一群人。
何大草说，“这部小说最震动人心处，是对艰难世事中弱小生命的书写。但，它最感动人心处，却是向前推进的那一步：对弱小生命的救助。在贫瘠干旱的土壤里，再顽强的种子，也需要有人浇水松土，才能生根发芽。”——这就回到文章开头的那句设问：顽强就能生根发芽吗？这也是我在写作中时刻问自己的。
对留守儿童来讲，这“向前推进的那一步”何其艰难！可就是因为这难，我们才以天真之心、悲悯之情伸出一双坚定的手。当然文学的要义，绝不是解决社会问题。所以我尝试了一个开放式结局，对沙莎们来说，未来“永远是这样/风后面是风/天空上面是天空/道路前面还是道路……”（海子诗）借用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的一段话：作者试图籍由沙莎和记者“我”的故事，让读者窥见人在生活大潮中难以言说的渺小与无奈，成长中的不确定与希望，爱与善的力量，深深的叹息或是会心一笑……这些“小说的深处”的东西，才是陆梅试图探索和抵达的。
陆梅地址：上海市延安中路839号1402室文学报 2000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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